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渭河文化

古代渭河上的载人航行

渭河史书文献中很少有载人行舟的记述,但在特殊情况下,也有载人航行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和《诗经·大雅·公刘》篇记述,在先周时期,周人先居于豳,后移至周原。他们为了去秦岭采取生产和生活用材经常渡过渭河。渭河水面宽阔,河水一般深过腰部,徒涉不易,必须用船济渡。《史记、周本纪》说的公刘时代“务耕种,行地宜,自漆沮渡渭,取材用,行者有资,民赖其庆",就是载人航行的情况。

到汉代,汉武帝去河东郡后土祠进行祭祀活动时曾在船上作了一首歌,名曰《秋风辞》。歌中有“泛楼船兮济汾河,横中流兮扬素波”两句,这两句歌词描述的是横渡汾河、黄河的情景。作为一朝皇帝从长安去河东,一般不会冒险乘船泛渭入河,达于河东。但渡黄河和汾河所乘的楼船,在汾河就地制造的可能性很小,应由昆明池水军基地驶去。楼船不是货船,是装载军器和军卒用的,因知西汉初年渭河当有载人的舰船往还。《汉书·薛广德传》记载,薛广德等人侍从汉元帝去宗庙祭祀从长安城西出行, “出便门,欲御楼船。广德当乘舆车,免冠顿首曰:‘宣从桥。’.…光禄大夫张猛进曰: "臣闻主圣臣直,乘船危,就桥安,圣主不乘危,御史大夫言可听。'上…乃从桥”。出汉长安城便门,首先遇沈泬水支渠,然后遇西渭桥,说明汉代昆明池的楼船亦活动于长安附近的河渠上,只是汉元帝在御史大夫的谏阻下没有乘船渡运。

《汉书·王莽传(下)》记载,王莽曾令孔仁、严尤、陈茂击下江、新市、平林义军, “各从吏士百余人,乘船从渭入河,至华阴乃出乘传到部募士”。这是长安至华阴一段渭河载人航行的明确记载。西汉末年,更始帝为避赤眉军曾避乱于渭中船上。东汉时期,尽管渭河河道不佳,可是人们出于各种不同原因有时还是要乘船行于其中。这些乘船活动,不仅仅是在河中玩乐,有些还具有实际的航行意义。东汉时京兆人杜笃在《论都赋》中,对光武帝刘秀长安祭祀汉代先帝陵园之行记述甚详。《论都赋》中说: “喟乎以思诸夏之隆,遂天旋云游,造舟于渭,北航泾流,千乘万毅,万骑骈罗。衍陈于岐梁,东横乎大河,赍后土,礼邪郊。”在东汉末及魏、晋、南北朝时期,渭河中出现了几次载人航行,均各有其独特的原因及采用独特的方式。曹操与马超在潼关相战,曹操军队绕过潼关,由黄河北干流西渡,占据渭北, “操潜以舟,载兵入渭”,分兵结营于渭南。此次曹兵所利用的渭河,仅限于潼关三河口附近一段。

晋末、南北朝时,渭河曾用于水军行驶。东晋义熙十三年(417年),刘裕率军北上讨伐建都于长安的后秦政权一役,部将王镇恶献计率水军自河入渭,乘艨艟小舰直驶到长安城北,弃舟登陆大破后秦军,进占了长安城。这是渭河第一次水上军事行动。北周建德四年(575年),北周与北齐河阳桥之战,令“总管隋国公杨坚、广宁侯薛迥”率“舟师三万,自渭入河",于八月癸卯,破齐师于河阳桥。

渭河载人航行的另一种形式是帝王巡视。北魏太和二十一年(497年)五月,孝文帝巡视长安,回归洛阳时“泛渭入河"。在此前三年,魏文帝“自泗入河,溯流还洛”后曾说过这样的话: “我以平城无漕运之路,故京邑民贫,今移都洛阳,欲通四方之运,而民犹惮河流之险,故朕有此行。所以开百姓之心也。”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(494年)迁都洛阳; 十九年“自泗入河";二十年“将通洛水入谷,帝临亲观"。二十一年从洛阳到平城又到长安,并幸昆明池,无疑是为考察漕渠首段情况。至于归路采取渭河水路,当在考察渭河水道,寓有鼓励水运之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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